论徽州族谱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原载：史學雜貨鋪

发表日期：2022-03-31

　　作者简介：王开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孙小昌，亳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题目为小编所加，原文题目为《略论徽州族谱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近年来，随着各地民间文献的不断发现与刊布，对民间文献相关信息的挖掘与利用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趋向。其中，尤以徽州、清水江、太行山、浙南、闽东等地的民间文献研究最具影响力。徽州族谱作为徽州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完整性等特点，多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笔者曾在《徽州族谱数据化相关问题--以人物和地理信息为中心》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徽州族谱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史、经济史、宗族制度史等方面的探讨。然而，徽州族谱作为反映徽州社会血缘性与地缘性特征的最直接文献证明，学界对其中具有时空特征的地理信息要素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如果集中梳理某一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族谱，既有统宗谱，又有若干支谱，以人物和地理信息为要素，则能够相对准确地截取某一时空断面下，该血缘家族既统宗又分支的不同发展脉络以及社会网络，进而形成该家族的人物、地理、文献信息数据库。将此种案例拓展开来，则能够在某一时空断面下，清晰地观察到徽州地域成长史构建过程中不同家族之间既共性又个性的时空特征与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串联徽州民间文献与传世文献、田野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进而能够从某一时空下观察点线面之间的内在逻辑。而事实上，若要对由血缘和地缘产生的个体、集团、文化、社会、生产乃至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把握，以人地关系的时空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学亦不可或缺，这就为我们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解读徽州族谱的相关价值奠定了基本的学理依据。在此，我们试图将徽州族谱中具有时空要素的信息提取出来，一窥其在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领域的潜在价值，以期从不同侧面来丰富我们对徽州族谱的认知。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徽州族谱中的人口地理信息

　　历史时期人口的迁徙、分布与增长空间变化规律，是历史人口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基本资料多来自于历代户籍资料、地方志、族(家)谱资料、档案文书、诗文碑刻以及近代的人口调查资料等。其中，族谱资料中的记事、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世居考、先世考以及部分序文等内容，记载有人口迁徙的情况，如人口迁徙的原因、时间、规模流向以及官府的人口政策等，还记录了以男性为主的族属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婚配子嗣、葬地等情况，成为历史人口地理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业已成为学界共识。

　　现有的徽州人口地理研究，大体呈现三种研究思路：一是从移民史的视角，大范围讨论徽州人口的流动情况；二是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针对某一小区域的人口生计、职业、婚姻形态的讨论；三是对某一特殊群体地理分布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或是部分使用族谱中的传记资料、人口数据，或是本就对族谱资料弃之不顾，忽略了族谱资料中丰富的人物、地理信息。我们认为，针对徽州族谱中的大量人口、地理信息，可以选择州族谱中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家族，分析其在徽州区域内的内迁与外迁情况，以此丰富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路径。

　　我们以新安黄氏族谱为例,《新安黄氏大宗谱》“迁派”记有内迁支派96支，其中祁门左田20支、黟县8支、休宁23、歙县23支、婺源21支、绩溪1支；外迁支派56其中开化1支、浮梁10支、旌德1支、太平3支、建德10支、乐平3支、鄱阳11支、严州1支、兰溪1支、杭州1支、彰德州1支、兴化1支、大冶1支、黄州1支、德兴3支、凤阳1支、池州5支、六安州1支。积第十九世孙祁门左田人黄叔宏为族谱所载最早的修谱人，就祁门县地域范围而言，叔宏公支下内迁祁门各处有6支：鲁真公迁饭箩峰、圣七公迁和宗坑、四九公迁黑桥田里、四九公支下华民公迁钟楼下、诏公迁十八都西塘、诏公支下迁正冲坑口；在徽州府境内的外迁有13支：其中宁6支禹公迁高堨、禹公支下六十公迁伦堂、容公迁葩坞、忠公迁西坑、天衢公迁琅川、彦俞公迁上黄；歙县7支，彦十公迁檀墅黄村，渊公迁新馆，社关公迁光田坞，文烨公迁黄连充，百二、百三公迁竦塘，幹公支下一迁岩溪、一迁殷坑。以上19 支若以徽州府为单位，均属内迁。而迁出徽州的有5支分别是：珏公迁旌德县北门、天衢公支下文璋公迁建德县饶城、千春公迁池州周家山、百二公支下光公迁德兴县清溪、诏公支下康民公迁池州石埭县赤岭。上述迁徙流程甚为明晰，为我们系统了解新安黄氏的宗族迁徙情况提供了极为详实的资料。

　　在人口繁衍记录方面徽州族谱也有不少有关历史人口地理的信息，譬如明代弘治年间由黄云苏等人纂修的《新安黄氏会通谱》，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显示，其“谱图”部分记录了休宁县五城镇庆善堂支派(即黄积第三十九世至四十四世)78人的系情况：第三十九世黄庆安，又名庆善，字以善，生于元至正壬辰年(1352)，卒于明永乐辛丑年(1421)；第四十世共4人，永寿(1386-1442)、永信(1406-1477)、永岩、永隆(1424-1482)，其中永岩、永隆二人传至第四十一世便中止了，且永隆出生时，庆安公早已过世三年，我们认为二人可能是清抄本讹误所致，故而第四十世可能为2人；第四十一世扣除永岩二子、永隆二子，为5人；第四十二世9人；第四十三世21人，其中出生最早的为士然(1455)，出生最晚的为诗(1503)；第四十四世共40人。由此可以推算，自元末至明中叶，庆善堂支派大约26-38年为一世。庆善堂支派自明弘治以降开始繁衍壮大，第四十五世68 人，第四十六世 119 人，其中时用公支派9人，分九房，第四十七世 170 人，九房文字辈26 人，第四十八世171人，九房善字辈55 人，第四十九世130 人，九房之字辈84人，第五十世97人，九房世字辈 76 人，第五十一世36 人，九房士(国)字辈32人。可以看到尽管时用公支派的人数随着庆善堂支派在总体上由增而减，但时用公一支始终占据多数。上述资料不仅为我们研究休宁五城黄氏某一时段整体的人口增长情况提供了材料，将其与族谱中记载的迁居地结合起来考察，也为我们了解其不同支派的人口空间增长分布提供了可能。

　　二、徽州族谱中的商业地理信息

　　唐宋以降，徽州行商之风渐起，迨至明清徽商成帮，形成全国性商业网络，以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作为历史时期商业活动的主体，商人一直是历史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对象。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较早注意到徽州商人与家谱修撰之间的逻辑关联。她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将家谐纂修与徽商商业网络的扩大与强化进行了关联，认为族谱编纂的盛行与徽商网络的建立、扩张与强化是同步的。此后，葛剑雄就徽商兴衰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应打破传统徽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根据徽商经营内容的差异和时代变迁，将空间视野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地区。就商业地理学研究而言，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空间及网络显然是主要内容之一。

　　就徽商研究资料的来源而言，主要有正史、方志、族谱、文集、契约文书、笔记小说、碑刻资料等。其中，族谱中世系、传记、行状、墓志铭等内容记载有大量关于徽州行商的年代、活动范围、经销商品等商业活动信息，成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譬如，歙县竦塘黄氏商人黄崇德(1469-1537)晓喻父意，“乃挟货商于齐东”黄崇敬(1471-1525)“初游齐鲁燕赵之间，既而止淮扬”，黄五保(1474-1540)“挟货治鹾淮阴间”，黄豹(1486-1545)“挟费游荆襄南楚”，黄存芳(1488-1561)“年十六，从父商于历阳”，黄莹(1499-1550)“世货鹾两淮……居止于广陵、淮阴”，黄诏(1508-1541)年及弱冠，“挟费远游淮泗齐鲁间"四，黄铨(1519-1553)“商游吴门”；潭渡黄氏商人黄谊(1499-1560)“稍长贾于闽、鲁……转毂于温、于杭及汴、扬都会之区”、黄镛“商游闽、越、齐、鲁者三十余年”。此外，歙县人鲍志道“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鄱阳，顷之转客金华，又客扬州之栟茶场，南游及楚，无所遇，年二十，乃至扬州佐人业盐”，后又经商淮南；祁门人张广世“托迹于贾，游临清，逾淮扬，历金焦，过彭蠡，寓居江西乐平之众步镇”；绩溪人章名馨“商贩宛陵”；婺源人洪宗烈“往浮邑、景德镇治陶业”，《燉煌郡洪氏通宗谱》载婺源洪源洪氏行商多有定居“清江浦、湖南、广西、成都、金陵、繁昌、桐城、蔡田等处”；《汪氏统宗谱》载汪呈邦“商于楚，携其长次二子与俱，因纳少室于彼，遂以楚为家”，《新安张氏续修宗谱》载张显达因家业旁落、不事农桑，遂“行贾于铜陵之张弯潭，因家焉”。上述等等，可谓不胜枚举。

　　上述资料不仅记载了商人个体的商业行为及其空间活动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①历史上经商是徽州人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徽商在经商时由于受宗族观念的影响，以个体带动宗族群体是为常态，徽州族谱中有关徽商的记载对于我们考察历史时期徽商的宗族集体式商业空间行为及轨迹无疑也是有极大价值的。

　　三、徽州族谱中的社会网络

　　历史社会地理学在对不同区域人群行为的研究中，比较注重群体的空间行为，譬如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并探讨其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王振忠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区域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应当始终加强对地理背景的分析，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

　　在徽州族谱中，就存在着大量有关社会关系的记载，最直接的就是序跋、诗文、传记、墓志铭、行状等艺文类作品的作者身份以及在传记中具体提及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涉及官场门生、商业交往、姻亲关系等内容。从现存徽州族谱来看，依据族谱资料，若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复原重建一张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具有较大的可行性的。警如，《新安黄氏大宗谱》载有一篇落款为“仙源黄山焦煜”的墓志铭(即《处士黄公克明墓志铭》)，传主系祁门左田人黄能远(1467-1530)，墓志铭中记载了黄能远的姻亲关系：娶妻程氏，长子黄瑜娶妻李源李氏，次子黄璋娶妻大溪吴氏，孙女嫁给同里吴珀。焦煜声称是仰慕“处士之贤’而作此铭，从中可以推测作为晚辈的焦煜可能与黄能远的族人存在某种联系。焦煜，字伯升，号城山，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浙江按察司佥事、福建参议等。据民国版《仙源焦氏宗谱》记载，焦煜的曾祖父是焦尧看、祖父是焦惠荣，同年好友有华亭人徐阶、成都人李凤翔，姻亲关系有里人陈宣、太平人崔涯、周怡，并与钱塘人吴鼎、许应元，广扬人陈儒，太平县令刘元凯，苏州人王一瀛、文徵明，宣城人梅守德等人交游。其中，文徵明留下七律《南屏》一诗，有一句“草堂正得幽居乐，莫遣人占处士星”，说的是休宁古林黄氏“南屏山人”黄隣(约1469-1539)。黄隣“性嗜山水，每慕陶渊明为人，筑室山南，自谓南屏山人”。休宁董事徐江山为其妻金氏立传，即《黄母金氏传》《南屏公配金人传》黄的三子黄琏请姚来为其父母撰写墓志铭，即《南屏公暨配金人合葬墓志铭》，交代了黄隣一家的姻亲关系，“(长子)珏星洲叶氏,(次子)琢娶五城詹氏,(季子)琏娶雁塘吴氏，女二，坤适山斗程毓，免适会里程海"，二子黄琢请方太古撰写记文《南屏记》翰林院编修慈溪人袁炜为黄隣撰写一篇赞文，即《南屏隣公》,从中我们或可一窥文徵明、徐江山、姚来、方太古、袁炜等人与黄隣一家的社交关系。其中，徐江山留有一篇寿序，即《竹轩序》,”为左田黄氏号“竹轩翁”者做六十寿。据序文可知，此文是受黄竹轩的姻亲朱文峰所托而作。《新安左田黄氏正宗谱》还存有龙潭人李叔和为黄竹轩写的一篇赠诗，即《赠竹轩诗(金台送别)》。此外，竦塘人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过六旬大寿，“子畏辈皆亲洒瀚为贺”并与同郡潘希周关系最佳。这些记载不仅有明确的人物身份及关系信息，还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正是研究历史社会地理的绝佳素材。

　　四、徽州族谱中的风俗地理信息

　　风俗包括民间信仰、风俗习尚、居住方式、衣食特征等内容，既涉及物质层面也有非物质层面。长期以来，有关社会风俗的研究都是社会史领域的重要课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风俗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以周振鹤、卢云、张伟然、张晓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对一些风俗地理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使得其与语言地理、宗教地理等内容共同构成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有关风俗地理的研究成果，所使用的基本史料，大多来自于地方志、专志或载有风俗史料的文集、游记等文献，少有涉及族谱文献的资料。一般来说，体例完备的族谱都会设有“风俗”“礼俗”“礼节”等名目的卷帙，专门记载本地本宗族世代传承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或在“祠堂”“坟茔”“艺文”“族规”“家传”“序跋”“凡例”等篇目中亦可辑录出风俗资料。譬如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第11册，即为陈秉仁整理的《礼仪风俗卷》(下)“风俗类”，收录了33部含有风俗资料的家谱，其中两部为徽州家谱，即歙县《桂溪项氏族谱》 和《绩溪庙子山王氏谱》。

　　由项启锅等人纂修的歙县《桂溪项氏族谱》“风俗”条载：

　　五方风气不齐，以相习而成俗，乡井既殊，风俗亦别。新安为文公之阙里，大率安于礼教。而桂溪属首治之南隅，涵濡教化，素有以砥砺于其间，然气习相效，亦有与时移易者。辑谱而及风俗，要使聚族于斯者。幸生秉礼之邦，沐浴时雍之化，仰承启佑之隆，咸思磨濯，勉为善良，则风行俗美，反朴还淳，而太史陈风必有以副帽轩之采矣。

　　此段之后，便是罗列“龙章公梓里遗闻五则”，其中第一、二则分三个阶段叙述明中叶以后桂溪风俗之变化，第三、四则讲的是婚俗与闺房门风，第五则讲的是祭祀礼法。

　　由王集成纂修的《绩溪庙子山王氏谱》载有“宅里略”五卷(卷8-12)，其中卷9、10、11分别记载了庙子山王氏的“风俗”“方言、歌谣”“谚语”等内容。“风俗”一卷记有岁时、婚嫁、生育与儿童、训蒙、衣服、辫发、器具、起居、饮食、庆贺、吊唁、丧葬、迎神等内容。是卷记载了不少风俗地理的信息，譬如在“岁时”方面，每年二月十九日是观音生日，该族妇女“多有结伴赴本都古塘烧香者”，七月七日乞巧节，则“结伴于六日下午赴古塘住宿，夜半守看天上彩云”，七月三十日为地藏王菩萨生日，则“结伴赴五都金山烧香”，每年清明，族中“有经商千里外星夜赶归而行之者”，每年除夕夜晚饭后，家长会分给子弟压岁钱，“洪杨乱前，压岁钱通常每人数十文至百余文，乱平后尤减少，光绪以来渐如旧，人民国又丰，有多至数百文或一元者”；其余婚嫁、饮食、迎神诸方面亦多有地方风俗变迁之内容。

　　徽州家谱于地方风俗记载甚多，再如有关徽州经商的风气之盛，前述《祁门倪氏族谱》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许氏统宗世谱》则强调“徽歙俗多业商，在休宁者居半”，婺源《燉煌郡洪氏通宗谱》进一步交代了远商异地的原因，“以山多田寡，耕种为难，而苦志读书者又不可多得，是以挟谋生之策，成远游之风，南北东西，本难悉数”；而有关繁衍子嗣的风俗，休宁董事徐江山听闻黄隣之妻金孺人的事迹，为其立传，即《南屏隣公配金孺人传》，指出休宁“民风大都急宗祠，而妇人则忌悍，相习成俗”。这些有关历史时期徽州不同地区风俗的记载因为涉及的群体信息与空间范围更细，显然可以为我们深入考察徽州历史风俗地理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

　　五、徽州族谱中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农业诞生伊始，人类便已建立了真正的人地关系。徽州山多地少，在历史时期是高移民地区，既有与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相关的人口流动，也有区域内的迁徙活动。而无论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还是区域小范围的人口迁徙，均涉及人地关系的处理问题。而区域内人群的地理迁移必然涉及一村一地之开发，这一类人地关系的记载在正史及方志等传世文献中相对较少。即便有之，亦较为粗略。相反，这类资料大多普遍存在于族谱等民间文献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时期各地人地关系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二者在徽州族谱中均有记载，只不过记载的方式有所不同。

　　徽州族谱中多有宗族对其生活地域开发情况的记载，譬如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在族谱中声称“吾族僻处山陬，田畴狭小，惟服农力穑，乃可自立，道咸间，子姓既繁，近村一二十里无不辟垦，种黍植茶，殆鲜旷土，自经兵燹，山野荒芜，迩来虽稍稍开拓，然视前时十一二耳”，歙县江村人江演鉴于新岭险隘，“下路梗塞，为行旅者苦”，遂“请于督抚，捐金开凿，凡驿汛、寺观、茶庵之设，四五年间约费数万金，由是往来络绎，坦夷自由”，明中叶休宁商人汪明德“助父兄筑圩、开田、通渠引水，皆有经久良法，修砌周围石路，架桥梁以便往来，不少吝焉……晚年于所居之旁，围一園、辟一轩，凿一塘，以为燕息之所”，稍晚于汪明德的休宁人查杰还曾“彻石埠于姑孰，广石道于南陵建尊经阁，整明伦堂，竖文笔峰，三裨益于黉序”，此类甚多。另外，历史时期徽州各地出现的人地关系失调现象，宗教主要采用族规家法的方式对族人破坏生产、生活环境之行为予以制止。此类记载也不在少数，譬如《婺源翀麓齐氏敦彝堂祠规》中“保龙脉”“护村基”两条就明文规定，“来龙为一村命脉，近数十年山木伐尽，坟冢累累，石坠土崩，伤残破碎，村运之衰皆由于此，今议来龙山正脉一概培土种树，树根盘固自无坍泻之虞，从前已葬者勿论，嗣后凡种树处，毋许再有扦葬，违者合族押迁，仍罚银十两，抗拒不遵，呈官究治”，“今议自红庙后起，至尚义桥下止，就现在所有之圳，通者浚之，塞者开之，以深五尺阔三尺为度，挑出之泥培筑弓堤，补种樟柳杂木”等等。

　　上述材料多为历史时期徽州各地族谱有关一时一地人地关系之详细记载，既有开发过程等描述性记录，也有保护规则等经验性总结，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时期微观尺度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系统总结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六、余论

　　以上所言仅就徽州族谱中蕴含的人口地理、商业地理、社会地理、风俗地理及人地关系方面的相关历史信息及其潜在价值略做简要分析。事实上，徽州族谱中蕴含的历史地理信息及价值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此。譬如，在历史文献地理学及学术地理学方面，数以千计的徽州族谱本身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就是值得研究的历史文献地理学议题，而由于历史时期作为“程朱故里”的徽州自两宋以后文化昌盛，被誉为“东南邹鲁”，大量徽州族谱中记载了历代徽州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交游网络及其相关著述，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时期徽州学术地理的形成及其变迁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历史聚落地理学方面，唐宋以后徽州多“聚族而居”，但是有关其乡村聚落地理之记载在正史、方志等史籍中要么漏载、要么语焉不详，而在大量的徽州族谱中不仅大多有单个聚落形成、发展之相关之记载，也有《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等有关区域性乡村聚落之记载,无疑可以为我们考察历史时期徽州聚落地理之相关状况提供重要材料。

　　尽管徽州族谱与其他地区的族谱存在共性，譬如均可从世系图中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准确的时间脉络，并提供族群迁徙地信息，但相对而言，徽州族谱的存世数量相当庞大、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编修较之他地连续性更为完整。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理解徽州族谱的价值可能需要我们从以下两个逻辑层面考量：其一，历史时期的徽州是高移民地区，也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徽州族谱本身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载体和见证，其本身的历史信息具有较强的丰富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历史文献系统；其二，自两宋以后，徽州文教事业发达，加之明清徽商之盛，至明清统县政区而言，徽州传世文献、民间文献(包括文书、族谱等)和田野文献(包括石刻及各类历史遗迹等)这三大文献系统的丰富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无疑在其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是为何自20纪50年代以后徽学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地域性显学的主要原因，而作为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族谱与传世文献、徽州文书以及石刻文献等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彼此之间多可印证，共同构筑起了徽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尤其是后者，徽州族谱与徽州其他文献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中后期一个极为丰富、系统、完整的地域史料体系，其彼此印证性极强，这可能是徽州族谱在史料环境方面与历史时期其他地区族谱最为重要的区别。以此言之，徽州族谱既可以为历史时期徽州及其周边历史地理学不同要素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也可以为从自然村落、都图里甲到县府州等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提供丰富的历史场景、进而为我们考察历史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的形成与演变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单元和文化图景的形成与演变提供帮助，其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术意义无疑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来源：王开队、孙小昌：《略论徽州族谱的历史地理学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编《理论与史学》（第七辑），2021年。